遊蕩動物，即為無直接管理且活動不受限制的應受領管動物。其出現的原因可能為飼主放養、棄養，或在外交配繁殖的無人領管後代。這些動物除了自身動物福利受損外，與人、生態保育的衝突也產生許多問題。然而零安樂的執行取代撲殺，TNS（捕捉、結紮、收容）及TNVR（捕捉、絕育、注射疫苗、回置）成為了終端解決遊蕩動物問題的唯二方法，卻引發了更多的問題。
撰文｜李宜龍
零撲殺後遊蕩動物問題的影響不減反增！？
零撲殺實際執行後狀況，普遍可以看見幾個現象，收容所的超收、野外族群沒有減少、偵測率提高、預算越編越多卻來不及提升收容品質與降低遊蕩動物數量。
如今TNVR被部分動保團體視為解決遊蕩動物問題的神主牌
由台灣貓狗人協會執行長黃泰山、台南徐春水抓紮團隊等訴求入法化，期許能夠依法強制執行，並提高預算的編列；亦有其他團體反對TNVR入法化的操作，認為將衝擊飼主責任的規範等。
然而以108年寵登率估計67%與來看，這確實存在遊蕩動物議題上的隱憂，也代表飼主責任的推行仍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最後在8月25日招開遊蕩動物TNVR入法公聽會，結論中提到「執行量能不足」為各團體間的共識，農委會也承諾，將再找相關單位研議「流浪動物管理條例」是否有推動的必要性。
TNVR執行量能不足能有什麼改善？
以往TNVR的施作模式，往往因人設事，處理的區域通常是人畜衝突高或主觀認定的核心區域，捕捉方式又因各個操作人員所受的訓練、操作強度不同，而有所差異。這樣的TNVR執行常常不夠具有策略性，時常產生抓紮不徹底且忽視新個體出現的問題，一段時間後遊蕩動物春風吹又生。賴亦德博士2014年刊登於泛科學的文章中表明，TNVR的強度若不能維持在75%以上，操作很有可能破功。
因此，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TNVR操作前應該更系統性地實施遊蕩動物與寵物飼養模式普查，瞭解各地遊蕩動物的族群動態、分布、遷出移入、行為的模式等，再來規劃人力資源進駐，實施TNVR或TNS，配合飼主責任的推廣、策略性規劃捕捉方式，提升捕捉率、結紮率，應可降低量能不足且不夠精準操作的問題。
最後「回置」的區域依然考驗遊蕩動物的動物福利與環境衝突，若是繼續放回衝突的高風險區，如交通要道、生態敏感帶、人為活動頻繁的區域等，則可能造成衝突不減。因此操作人員的訓練與操作地點評估、後續管理的規劃，因地制宜的考量，亦是操作上重要的核心之一。
從生態學看遊蕩動物造成的野生動物傷亡
站在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遊蕩動物造成的問題被視為外來種入侵的一種。往往威脅原生動物的存續，衝突的發生亦造成兩敗俱傷，尤其遊蕩動物族群數量、佔據範圍的提升，也造成許多珍貴稀有的野生動物在救傷後，難以找到適合的地方進行野放，甚至民眾毫無規範的餵食行為，造成遊蕩動物的群聚，也是提高野生動物被侵擾的因素之一。
甚至國內具有狂犬病及麗莎病毒的潛在傳染風險，雖然有施打疫苗（也就是TNVR的V）的操作，但疫苗每隔一年要再次施打，遊蕩動物的「再捕捉率」亦是防疫的一大考驗，過去遊蕩動物回置後再捕捉施打疫苗的成功率更是受到質疑。近年，越來越多在地的資料統計與研究刊登於報章雜誌及科學期刊上，如顏士清等人2019年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調查，表明遊蕩動物的出現，會對原生動物造成負面影響，且陽明山在2012至2014年間就曾記錄過三筆麝香貓疑似遭犬攻擊致死的記錄。2019年七股發生群聚的犬隻追逐黑面琵鷺的事件，亦是遊蕩動物侵擾瀕臨滅絕等級的保育類動物案例。
甚至根據臺北市立動物園「2017整合保育暨穿山甲族群與棲地存續分析國際研討會」的資料指出，救傷及路殺所收到的257隻個體中有66隻受到動物攻擊，林務局更表明歷經6年的野生動物監測，遊蕩動物數量高的區域，穿山甲的族群就相對下降，且拍攝到犬貓的自動相機點位逐步攀升也表明棲地逐漸被遊蕩動物佔據的現象。
「流浪動物管理條例」應協同「保育與防疫機關」商討！
回置的遊盪動物，仍然對生態環境有衝擊，因此盤點生態與防疫的重點區域，如國家公園、保護區、保留區、甚至郊山、某些特定物種的重要棲所，列如石虎等，都應該表列並分類管理，進而與相關單位研議條列執行的配套，預防回置後對生態的持續衝擊，降低疾病跨物種感染的可能，改善遊蕩動物與野生動物之間的問題。
其中錯誤的「異地釋放」更是需要預防，若將遊蕩動物釋放到生物敏感帶，則可能讓原生動物面臨的衝突有增無減，佔據更多野生動物的棲所環境，也因此更精準記錄釋放的位置與族群追蹤，為遊蕩動物族群管理上很重要的一環，一來可以確保釋放位置的準確性，二來防止發生人員怠忽職守的錯誤操作，同時得以瞭解族群概況還有個體情形。
最重要的是：
別讓遊蕩動物專法成為解決問題的絆腳石，遊蕩動物的議題需要更系統性的規劃與討論，更不應該全盤押注在TNVR上
通盤檢討環環相扣的因子，並且需要納入更多受此議題影響的部會及學者的意見，避免消磨更多資源，進而改善長久以來的爭議。
